從IPR立案急凍/Trolls訴訟越趨活躍 系列2 盤點美國NPE/PAE 16大專利訴訟案例 (一)金融科技類
科技產業資訊室(iKnow) - 陳家駿、許峰瑋 發表於 2026年4月16日
圖、從IPR立案急凍/Trolls訴訟越趨活躍 系列2 盤點美國NPE/PAE 16大專利訴訟案例 (一)金融科技類
本系列2盤點美國Patent Trolls的重要專利訴訟案例，以NPE（Non‑Practicing Entity，非實施實體）作為上位概念，泛指未自行製造或銷售產品，而透過持有與行使專利權參與市場之實體。其中，PAE（Patent Assertion Entity）則為 NPE 之重要子類型，特別指以專利主張、授權與訴訟，作為主要營運與收益模式之個人、公司或組織。為避免概念混淆，本文後續原則上於制度分析與整體生態討論時使用 NPE，於描述具體商業模式、訴訟運作或個案行為時，則使用 PAE。
首先，在NPE/PAE光譜中，其商業模式呈現多樣化的樣貌，而Intellectual Ventures（IV）無疑極具代表性，可謂是全球最具規模之大型NPE之一，其所持有之專利數量（含獲證與申請案），橫跨多類技術領域達數萬件，累積了規模極大的專利組合，善於透過其專利聚合（patent aggregation）策略，進行專利貨幣化（patent monetization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IV的核心策略傾向以授權談判為核心、訴訟作為輔助手段。本質上更接近以專利為資產核心、再以授權談判做為主要變現手段的專利投資與管理平台。
在眾多PAE中，Acacia Research所展現的，則是一種高度結構化的專利營運與訴訟模式。透過多層子公司設立多個類似特殊目的實體（special purpose entities），分別持有並主張特定專利組合，藉此將訴訟活動模組化與個案化之專利主張。此外，Acacia亦持續透過市場交易機制，包括從大型企業或其他權利人取得專利資產，以收購、重組、授權之三段式，來擴充並優化其可主張的專利組合。此一運作模式不僅有助於分散法律與財務風險，亦使各案件在訴訟程序設計與授權談判策略上，展現更高程度的彈性。
至於InterDigital，雖被歸類為PAE，但長期投入無線通訊技術研發，並持有大量涵蓋3G、4G LTE與5G之標準必要專利（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，下稱SEP）。因此，其被定位為「研發導向轉型PAE」，其主要收入來源為全球授權，而非全以訴訟為主體之傳統商業型PAE。另一方面，Innovatio IP Ventures則為典型高壓授權策略的代表案例，其持有Wi-Fi（IEEE 802.11）相關SEP，向數千家終端使用者（如飯店、咖啡館與零售業者）發送授權通知函，要求支付相對低額費用，形成所謂「地毯式授權」模式[1]。
再從制度性方面看美國專利訴訟上，幾個改變歷史的NPE，一家小型公司NTP控告Research In Motion，可謂NPE運用禁制令威脅達成鉅額和解的經典案例。當時RIM（BlackBerry製造商）面臨可能在美國市場停止服務之風險，最終支付6.125億美元和解金。該案充分顯示在2006年以前，禁制令幾乎是專利權人（尤其是NPE）在談判中的最強武器。
然而，不久後卻出現180度的翻轉，在MercExchange控告eBay案中，最高法院摒棄過去法院一旦認定專利侵權，即當然核發永久禁制令之自動規則，改採「四要件衡平測試」（four-factor test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MercExchange本身即為典型的NPE，其結果對整體NPE生態有著深遠影響。此後NPE取得禁制令的難度提高，其談判槓桿亦隨之弱化，該案被視為抑制「Patent Troll」的重要分水嶺。
綜合而言，NPE/PAE並非單一類型行為者，其興起與演變，在相當程度上重塑了美國專利侵權訴訟的整體樣貌，而且創造了甚多重要的案例！但限於篇幅只能「弱水三千取幾瓢飲」，本系列挑選了16個代表性案例供業界參考。拆為五個主題，聚焦於不同產業脈絡下，NPE/PAE訴訟所呈現的制度樣態：
1. 金融科技與商業方法專利中，§101適格性如何成為前期封殺的核心工具；
2. 軟體、資料庫與使用者介面專利，如何在Alice與Nautilus之後，被迫回應技術性與明確性的雙重門檻；
3. 瀏覽器、網路與資安產品中，IPR、第三方介入與判決是否具最終確定性主導訴訟結局；
4. 半導體與硬體領域，鉅額賠償如何在 EMVR、SSPPU與Apportionment principle等機制修正下重塑；以及
5. 在高度科學化的產業中如生技醫療方法，PAE又能行使到何種程度。
至於與SEP相關之美國專利訴訟，因案件型態特別且複雜可謂獨樹一幟，將另闢一系列探討。
基於美國是案例法的國家，司法實務上法官會不斷地援引案例法，作為其判決理由中的重要依據；而當事人也需要援用案例法來說服法官！因此，我國廠商必須密切注意所有相關專利訴訟中的案例，然後根據其中的經驗和教訓，來規劃自己的美國專利訴訟管理機制。
金融科技類案例
1. Alice Corp. v. CLS Bank International (2014)
美國有史以來最具關鍵影響力之專利侵權「殿堂級」判例
案件背景
在美國專利侵權訴訟的發展歷程中，本案可以說是軟體與商業方法專利的分水嶺。如果從最高法院層級來看，它正好接續Bilski v. Kappos（2010）與Mayo v. Prometheus（2012），三案一脈相承，共同重新劃定了美國專利法第101條下，何種標的可以「適格」申請專利。
然而，Alice 案的影響力遠遠不只侷限在該案本身，它實際上在制度面奠定了一套高度具體、且至今仍被廣泛適用的判斷標準，使得所有涉及電腦、網路與軟體的專利案件，不論是在聯邦地方法院或巡迴上訴法院（U.S.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，下稱CAFC），幾乎都無法迴避其所建立的「二步驟測試法」。也正因為如此，Alice案被一般認為是美國專利法史上，影響力最為深遠的關鍵判例，並對PAE生態帶來結構性的重大衝擊。
原告Alice被歸類為典型的訴訟導向、以專利主張為核心營運模式的傳統商業型PAE。其所主張的專利技術內容聚焦於金融交易領域，透過電腦系統作為第三方中介，來降低交易雙方在結算過程中的違約風險。其核心設計是利用中立帳戶與同步結算機制，確保交易能同時完成，避免其中一方先給付卻收不到對價。
不過，最高法院最終認定，這些請求項不具專利適格性。法院認為：系爭專利的本質，只是把人類社會中存在許久的「中介結算」（intermediated settlement）這個抽象的經濟概念，搬到一般電腦系統上執行，並沒有提出任何足以將該抽象概念，「轉化」[2]為可受專利保護之「發明概念」（inventive concept）。換言之，這套機制在概念層次上，本來就存在於各種商業交易之中，而相關請求項也未展現任何實質的技術改進，因此最終被認定落入不可專利的範疇。
最高法院之二步驟測試法
在Alice案中最高法院正式確立、並進一步鞏固一套源自Mayo v. Prometheus的分析架構，也就是現在實務上大家熟知的Mayo/Alice二步驟測試法。簡單來說，法院分兩個層次來檢驗專利請求項。第一步，先看請求項指向的是什麼。如果其核心內容只是指向不可專利的抽象概念（如本案中的「中介結算」）、自然法則或自然現象，那麼原則上就屬於專利法第101條所排除的對象，必須進行下一步更嚴格的檢驗。
第二步法院進而檢視請求項中的技術元素，看是否還包含足以將該抽象概念，轉化為具體技術應用的額外創新要素。換言之，重點不在於概念本身，而是在於專利是否真的添加了某種技術層面的創新貢獻。如果只是把該概念透過一般、通用的電腦來執行，那仍然不足以通過這一關。法院認為，抽象概念不會因其被限定用在特定領域或技術環境，如網路或電腦上就會轉變成非抽象概念，而必須是「實質上具有更多內涵」（significantly something more），例如產生技術改良。
在Alice判決之後，CAFC也透過一系列後續案例，逐步拉出比較清楚的界線，開始區分兩種類型的情況：一種是單純將抽象的商業邏輯電腦化的專利；另一種則是確實改善了電腦本身或網路運作方式的技術性發明。也正是在這樣的案例演進下，「Alice測試」在實務上的適用樣態才變得更加具體，而不再只停留在過於抽象的層次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USPTO在專利審查階段，已透過一系列行政指引[3]與備忘錄[4]（尤其是針對AI相關技術），對Alice測試的適用進行一定程度的收斂，使審查標準相對趨於可預測。但即便如此，審查實務與聯邦法院在訴訟中進行的§101無效審查之間，整體嚴格度仍然存在明顯落差，這也是許多專利在USPTO能通過審查、卻不一定熬得過之後訴訟中無情檢驗的重要原因。
本案對NPE業界之影響
Alice案對NPE生態造成的是一種結構性衝擊，關鍵不在於某件專利被打掉，而是它大幅提高了軟體與商業方法專利（當然更包括現在兵家必爭的AI相關技術），作為PAE訴訟武器時的整體法律抗辯策略。在Alice案之後，大量涉及軟體或商業方法的專利在侵權訴訟中，直接被法院依專利法第101條認定為不具適格性。
更重要的是，這類案件有相當比例，是被告不需撐到昂貴又漫長的證據開示（discovery）階段到審判庭，而是在訴訟發動伊始，就透過申請駁回起訴之動議（motion to dismiss），或是申請簡易判決（summary judgment），即因§101迅速讓原告出局。這不只顯著降低了被告的訴訟成本，也讓整個訴訟節奏大幅前移。對PAE而言，這樣的變化等於直接動搖其利用美國獨有之高訴訟成本特性，來逼迫被告和解的核心商業模式，使其談判槓桿明顯失衡。
若從制度層面來看，Alice案所代表的專利適格性標準收緊，進一步帶來更深層的連鎖效應。大量以抽象商業邏輯為主體、僅透過一般電腦來實作的專利，不論是已經核准的專利或仍在審查中的申請，都喪失原本的法律支撐。這不僅導致相關技術領域的專利核准率下降，也直接影響這類專利在市場上的交易價格與投資吸引力。
對PAE生態而言，這樣的法制變化意味著，其核心資產可能面臨系統性的估值下修，進而降低市場對此類專利組合的投資與收購意願；相對地，對被告企業來說，Alice案則提供了一項高度有效、且成本相對低廉的防禦工具。專利訴訟策略因此出現明顯轉向，從過去以侵權與損害賠償為核心的後期攻防，提前移到以§101適格性為主軸的前期封殺，讓被告有機會在投入大量防禦成本前，就迫使NPE出師未捷地終結案件。
小結
Alice案不只是重新畫清了軟體與商業方法能否申請專利的界線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在實務上徹底改變了專利訴訟的進行方式與背後的經濟結構。從訴訟能否提早結案、到訴訟成本如何分配，再到PAE談判籌碼的實質削弱，Alice案的影響一路向外擴散，且至今仍持續發酵。也正因如此，它被視為當代美國專利法體系中，最具關鍵性且影響最為深遠的里程碑案例之一。
2. Content Extraction & Transmission LLC v. Wells Fargo Bank (2014)
後Alice時代之§101標竿案例與對NPE之反制
案件背景
本案常被視為Alice確立兩步驟測試法之後，CAFC最早也是最具代表性案例之一，嚴格將該測試法適用於商業方法專利的標竿案例。在Alice案之後不到一年，正當專利界對最高法院所謂之 “significantly something more”，覺得過於抽象時，CAFC在本案清楚演繹於Alice架構之下，法院如何對資訊處理類專利，進行高強度的§101適格性檢驗。
原告Content Extraction & Transmission（CET），是一典型以訴訟維生的傳統商業型PAE，其核心資產專利技術內容，主要涉及一套自紙本文件中擷取、辨識並儲存資訊的處理流程。依系爭請求項係透過掃描裝置，將紙本文件（例如支票）轉換為數位影像，再由系統自動辨識其中的關鍵資訊，並輸入電腦系統或資料庫中。其最具代表性的應用場景，即為銀行ATM的支票存款功能，用影像掃描與資料辨識，取代過去由人工處理紙本支票的作業流程。
在訴訟程序上，CET 於2012年分別對Wells Fargo與PNC Bank提起專利侵權訴訟，主張其侵害系爭專利。同年，ATM設備製造商 Diebold 主動提起宣示確認判決之訴（declaratory judgment），請求法院確認其產品不構成侵權且相關專利無效，並進一步主張 CET 的訴訟構成侵權干擾（tortious interference），違反《反詐騙及腐敗組織法》（RICO: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）。
面對訴訟，被告PNC隨即也依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12(b)(6)條[5]，提出駁回起訴動議，主張原告之請求項並不構成第101條之專利適格標的。紐澤西聯邦地院採納此一主張，認定所有請求項均屬不具適格性之標的，並在訴訟初期即全面駁回原告起訴，CET隨後上訴至CAFC。另一方面，Diebold 所提出的RICO與侵權干擾主張，亦在地院遭到駁回，並就相關裁定部分提起交叉上訴，形成本案在§101議題之外，亦涉及訴訟反制界線的多元攻防。
CAFC的法律分析
CAFC在2014年作出判決，全面依循Alice案之兩步驟測試法進行適格性審查。在第一步分析中，法院指出CET的請求項，本質上僅涉及基本的資訊處理行為：資料的收集、識別與儲存。CAFC強調，這類作業方式長期存在於人類社會的運作中，在銀行業務更是司空見慣，例如人工審查支票、辨識金額或帳戶資訊，並將相關資料加以記錄。
因此，法院認定這些請求項所指向的，只是典型的抽象概念。針對 CET主張其發明涉及掃描器輸出資料流、具有技術性特徵的說法，CAFC明確指出，即便這些流程是透過電腦來完成，也無法改變其抽象本質，因為電腦在此僅僅扮演了執行既有資訊處理流程的工具角色，而非提供任何新的技術解決方案。
進入第二步分析後，CAFC 進一步檢視請求項中，是否存在足以將該抽象概念轉化為專利適格標的之Inventive Concept。法院認為，系爭請求項只是運用通用的掃描器與一般電腦，來進行「既有且常規」的資料擷取與處理活動，完全未包含任何具體、非常規的技術手段。尤其是在專利申請當時，將紙本文件數位化以及將影像轉換為可供辨識的文字內容，早已屬於廣為人知的既有技術。
CAFC基於上述理由認定，這些請求項不過是將既有技術，套用在特定資料欄位（例如金額、地址或日期）的識別與儲存上，並未提供任何超出例行性、傳統性與常規性活動的技術貢獻，因此欠缺足以支撐專利權的發明概念，無法通過Alice測試的第二步。即便請求項被限定在特定技術環境中（例如僅限於掃描紙本文件），也不足以使其轉化為專利適格標的。
Diebold的RICO與侵權干擾主張
針對Diebold所提出的RICO侵權干擾主張，CAFC則援引Noerr–Pennington原則[6]進行分析。該原則的核心精神在於，當事人向政府機關請願的行為，包括向法院提起訴訟，原則上受到憲法保障，除非該訴訟本身構成如上述之虛假訴訟，否則不應輕易衍生反托拉斯、RICO或侵權干擾責任。
CAFC指出，雖然CET的專利被認為不具專利適格性而告無效，但關鍵在於，CET於2012年提起訴訟之時，相關法律標準仍處於高度不確定的狀態。特別是當時在Alice尚未作出判決之前，法院並無一套明確、可預期的標準，可以事先認定這類請求項必然落入§101不適格的範疇。
因此，不能僅因事後專利被判無效，就反推CET的訴訟在當時「客觀上毫無根據」。基於這樣的判斷，CAFC維持地方法院駁回Diebold相關RICO與侵權干擾主張的結論。法院的立場也相當明確：Noerr–Pennington原則的制度性功能，在於保護正當的請願與訴訟活動，而非鼓勵被告在專利爭議中，動輒對專利主張行為套用RICO或侵權干擾責任作為反擊工具。
本案的意義與影響
CET案在美國專利法實務中，產生深遠且持續的影響。首先，在實體法層面，法院明確拉高了軟體與商業方法專利的適格性門檻，確立一項清楚原則：僅僅將抽象概念，結合通用的電腦技術來實作，並不足以構成可專利的發明。透過本案，Alice兩步驟測試法不再只是抽象的判斷框架，而是被具體落實為法院實務中可直接操作的審查工具。
其次，在程序法層面，本案進一步確認，法院可以在訴狀階段，就直接依據專利法第101條，作出專利不具適格性的判斷，而無須等到界定請求項範圍（claim construction）或discovery完成之後。這樣的作法，大幅降低了被告的訴訟成本，也使§101抗辯成為金融業、零售業等頻遭NPE起訴的產業，極為重要且有效的防禦工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案中被告曾試圖進一步反制，將原告的專利訴訟，定性為干擾其營運的濫訴行為，但最終仍未獲法院支持。
從政策與產業影響的角度來看，本案對NPE的訴訟策略產生明顯的抑制效果。單純建立在抽象資訊處理流程之上的專利主張，在Alice架構下變得更加難以成立；同時，法院透過援引Noerr–Pennington原則，也維持了對正當訴訟與請願權利的制度性保障，在防止專利濫訴與避免過度壓縮合法專利主張空間之間，畫出相對平衡的界線。
小結
整體而言，CET案不僅是一件專利無效的個案判決，更清楚揭示在Alice架構下，單純建立於抽象資訊處理流程上的專利主張，已難以支撐高成本的侵權訴訟，同時定出專利訴訟反制措施（如RICO與侵權干擾）法律界線。
3.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Ventures LLC v. Capital One Financial Corp. (2017 & 2019)
金融科技適格性 & 專利法與競爭法交錯領域的代表案例
案件背景
本案被視為美國專利法與競爭法交錯適用的代表性案例之一。該案所涉及的，不僅是PAE在金融科技（FinTech）領域中，如何透過專利組合進行授權與訴訟操作，也觸及商業方法專利的適格性界線，以及此類行為是否可能引發反托拉斯（Anti-trust）責任的制度問題。CAFC於2017年與2019年所作出的相關判決，使本案成為觀察後Alice時代，金融服務領域中商業方法專利命運的重要指標之一。
原告Intellectual Ventures（IV），是美國最具代表性的專利聚合型PAE。其典型商業模式，是透過大量收購專利，形成龐大的專利組合，再進行專利組合授權（portfolio licensing），並在談判破局時以訴訟作為施壓與談判槓桿來實現收益。本案中，IV對包括知名之Capital One等多家金融機構提起侵權訴訟。
IV所主張的專利，技術內容大多圍繞在資訊處理與商業方法的應用，屬於FinTech領域中相當常見的基礎功能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本案成為檢視後Alice時代，PAE 在金融產業中依賴商業方法專利主張權利，其法律之可行性與風險邊界的重要案例。
專利適格性判斷：§101與Alice測試之適用
本案其中一項最核心的法律爭點，即在於系爭專利是否符合專利法§101所要求的專利適格性標準。CAFC依循Alice案所確立的二步驟測試法進行審查後，認定IV所主張的多項專利，屬於不可專利的抽象概念。
法院的理由主要有二：首先，相關專利內容多聚焦於資料的蒐集、整理與呈現，這類典型的資訊處理活動，其本質屬於人類本就可以執行的心智活動或商業邏輯，而非技術層面的創新；其次，從請求項整體看，專利並未加入足以構成inventive concept的技術性限制，而只是將這些抽象概念，交由一般、通用的電腦技術來實現。CAFC最終認定，系爭專利欠缺適格性應予以無效。此再次展現出在Alice案的架構下，金融服務領域的商業方法專利，若未能實質體現對技術本身的改進，將容易因為屬抽象概念在§101階段即鎩羽而歸。
可否主張反托拉斯法力抗NPE？
與上述之Diebold關於RICO與侵權干擾訴訟主張類似，被告除了專利侵權抗辯之外，提出反托拉斯法之反訴，主張IV的行為已違反《Sherman Act》第2條與《Clayton Act》第7條，從事壟斷、企圖壟斷以及非法獲取資產，其主要論點為：
1. IV透過大規模收購與金融服務相關的數千件專利，逐步累積市場力量；
2. IV以專利組合授權的方式，要求金融機構必須一次性地接受整體授權方案；
3. IV藉由持續提起專利侵權訴訟，對被授權方施加談判壓力，實際上形成類似「強制授權」的效果。
然而，這些反托拉斯主張在本案中，並未通過法院所要求的高度門檻審查，最終未獲支持。CAFC指出，Capital One未能妥善界定競爭法上所要求的「公認的相關市場指標」（recognized indicia of a relevant market）。法院明確表示，僅以IV所持有的專利組合作為市場範圍，本身並不符合反托拉斯法對「市場界定」的基本原則。其次，Capital One亦未能提出足夠證據，證明IV具有實質之「壟斷市場力量」（monopoly market power），例如能控制競爭價格，或排除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。再者，CAFC強調，IV提起專利侵權訴訟的行為，原則上屬於受保障的請願行為；除非該訴訟本身構成「虛假訴訟」（sham litigation），否則不會因單純行使訴訟權利，而引發反托拉斯的法律責任。
NPE本質上並非「虛假訴訟」
在美國法下，「虛假訴訟」是指表面上看似行使合法訴訟權利，實質上卻並非真正尋求司法救濟，而是以訴訟本身作為工具，藉此干擾或排除競爭對手，從而達成反競爭目的。換言之，這是一種披著訴訟外衣的市場打擊手段。基本上，此概念是「Noerr-Pennington Doctrine原則」的一項重要例外，若訴訟本質上屬虛假，則不受該原則保護，甚至可能構成反托拉斯法違法行為。
此源於最高法院在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vestors, Inc. v.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, Inc. (1993)案中，所建立用來判斷「虛假訴訟」的兩階段測試：
1. 該訴訟在客觀上必須是「毫無合理基礎」（objectively baseless），亦即沒有任何合理的勝訴可能性（例如法律上或事實上都顯無理由）。
2. 該訴訟主觀上是原告出於不當目的，企圖透過訴訟來騷擾競爭對手的商業手段，而非真正想正當的尋求司法判決救濟。
若同時滿足上述二要件即構成「虛假訴訟」，不受 Noerr-Pennington 保護，且可能被追究反托拉斯法責任。
由於NPE長期對業界構成困擾，尤其在美國專利訴訟極度燒錢的體制下，讓NPE獲得操作空間；再加上其本身不從事實際生產，斷絕了被告反訴NPE侵權的可能。也正因如此，業界遂另闢蹊徑，擬以反托拉斯法作為對抗NPE的工具。因此本案被告提起反訴，原本具有重要的指標性意義，惜無奈托拉斯法的構成要件極為嚴格，致使被告最終敗下陣來。因為NPE透過專利訴訟取得金錢賠償，主客觀上皆具備合理基礎，何況NPE既然不生產實際產品，自無打擊競爭對手之可言。
產業因應與制度回應
然而，本案的重要性，並不在於是否建立反托拉斯責任，而在於它清楚揭示了當代專利制度正面臨的幾項結構性問題：
第一，當PAE透過大規模的專利聚合進行市場運作時，其影響往往已不再只是單一專利權的行使，而是可能對整個產業形成一種整體性的談判壓力，迫使企業在風險與成本考量下作出讓步。
第二，凸顯專利法與競爭法之間所存在之制度上反差。法院在處理此類案件時，普遍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，避免將專利權的正常行使，過度擴張解釋為反托拉斯的違法行為，以免動搖專利制度本身所欲保障的排他權結構。
第三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，在現行法制架構下，真正對PAE產生實質限制效果的工具，並非競爭法而是專利法本身，特別是Alice案所建立的抽象概念排除原則。
而這樣的發展，也與近年來企業在評估PAE訴訟風險與擬定防禦策略時，實務重心逐步轉向§101的趨勢高度一致。
誠然，PAE在金融科技領域，透過專利組合授權與訴訟策略，確實可能對產業造成顯著的談判壓力。不過，美國法院在現行法律架構下，仍傾向透過專利適格性審查（§101）來加以調控，而非輕易動用反托拉斯法。Capital One所提出的壟斷主張，固然揭示了專利聚合可能引發的競爭疑慮，但最終仍因未能成功界定市場與證明壟斷力，而無法跨越競爭法所設下的高門檻。
小結
整體而言，本案清楚顯示，即使是傳統商業型的PAE，透過專利聚合取得顯著優勢，而在現行制度下，競爭法仍非主要的約束手段；真正能對NPE/PAE行為產生實質限制效果的，仍應回歸到專利法上適格性與有效性的嚴格審查。(8817字；圖1)
[1] In re Innovatio IP Ventures, LLC Patent Litigation, 由於牽涉NPE/PAE提告之SEP與FRAND相關美國專利訴訟自成體系，本系列之後再展開。
[2] 在智財權中尤其是著作權和專利，如要選出一個貫穿這二個領域最重要的詞，應該就是「轉化性」，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從1994年起在著作權方面，就以轉化性(transformative)來作為著作權合理使用的重要判斷原則；而在專利方面，則是從2010年的Bilski v. Kappos案，也以「機器或轉化測試」(即machine-or-transformation test）做為基礎，然後在2014年的Alice案中，再建構出：將抽象概念「轉化」成具有發明概念的特性後，才變成可予以專利之適格標的。
[3] 2019 Guidance/Guidance Update and 2024 Guidance Update on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, Including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
[4] 2025 December Memorandums re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Declarations & Ex Parte Desjardins
[5] 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(FRCP) 第12(b)(6)條允許被告以「未能提出可主張之請求」(failure to state a claim upon which relief can be granted) 為由，申請駁回訴訟。
[6] 源自最高法院 Eastern Railroad Presidents Conference v. Noerr Motor Freight, Inc. (1961) 與 United Mine Workers v. Pennington. (1965)二案所揭櫫。
作者資訊：
陳家駿 台灣資訊智慧財產權協會 理事長
許峰瑋 緯創資通/法務/專利一處處長
參考資料：
Alice Corp. v. CLS Bank International, 573 U.S. 208 (2014)
Intellectual Ventures LLC v. Capital One Financial Corp., No. 16-1077 (Fed. Cir. 2017)
II LLC LLC v. CAPITAL ONE FINANCIAL CORPORATION (2019)
Content Extraction & Transmission LLC v. Wells Fargo Bank, No. 13-1588 (Fed. Cir. 2014)
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vestors, Inc. v.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, Inc., 508 U.S. 49 (1993)
PAE vs Big Tech: Litigation Within the Lawsuit. Linkedin/Stephen Knuth, 2026/1
The Federal Circuit Opinions & Orders Database. CAFC
Opinions of the Court Database.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
The New Patent Intermediaries: Platforms, Defensive Aggregators, and Super-Aggregators.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, 2013
2019 Revised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Guidance. USPTO, 2019/1/7
October 2019 Update: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. USPTO
July 2024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Examples. USPTO
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Declarations. USPTO Memorandum, 2025/12/4
Intellectual Ventures I LLC v. Capital One — Collateral Estoppel May Still Apply Even Where Prior Decision Was Based On Alternative Determinations. California Lawyers Associ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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